墨缘八十年
近三十年来书法绘画在华人社会上大行其道。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每逢书画昌炽的时代，必定是太平盛世。我有幸看到当前中华大地里书界画界五彩纷呈，人才辈出，华夏传统得以继承与发扬。想到自己因爱好书法而得到润泽的一生，值得回顾八十年与书法结缘过程，与同好交流。
（一）
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我幼小时住在沿港会馆弄，我家大门对面有家豫顺商行，每天清早看到一位老者在柜台上写字，祖父明福公常过去看他练字，有时有二个小孩来学写字，我祖父叫我也过去学写字，并买了纸墨笔砚，祖父捧着二大包师礼，叫我跪下叩头，那位老先生说店里地方太小，容不下三个孩子，祖父就请他到我家堂前来教，从此我就与另外二个小孩开始学字，那年我五岁，另外二个比我大，大概八九岁，老先生先教我们磨墨、洗笔、裁纸。然后教写字姿势，他要我们站着握笔写字，我人小身矮够不到桌面，祖父拿来一只肥皂箱，叫我站在箱子上，老先生要另二个小孩悬着臂练字，因我手臂太短，就靠着桌子学，我认得第一本临的是《黄自元中楷帖》。老先生八点钟以后做生意去了，另二个小孩就去玩了，可我被祖父管住，非要学完十面不可，有时我满手满脸都是墨迹，衣裳上也是墨迹，累得哭了，老祖父就拿糕点哄我吃，还是要我写满，不久那二个小孩读小学去了，只剩我在老祖父眼皮下继续学字，一年多后，老先生说我字迹太软，改临柳公权《玄秘塔碑帖》并要开始悬臂练字。就这样一直到八岁我上沈家门小学读书，才改在早晨上学前写一小时，下午放学再写一小时，每次那位老先生说我字形学得很像，祖父就请他吃酒。有时他兴趣好时执笔写一幅小楷给我临写。那时我叫他阿公，只知道他姓黄，不知其大名，直到若干年后看到他的题款“台州黄钵字暄阳”，以后还听人说他是沈家门著名书法家。我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书法启蒙老师，我的书法基础悬臂都是他教导的，还有老祖父的要面子好强性，促成了五岁就接触到书法而成终生爱好。
（二）
我的第二位老师
到了我读小学四年级的1939年，日寇占领了沈家门，学校停课，闲在家里整天临贴。那时叔父的一位老朋友从宁波返乡，经常过来叙旧饮酒，他也常来看我写字，一天他们与叔父谈起我的字体与所临摹法帖有悖，他的意思改临王羲之《洛神赋帖》更适合我，叔父就把我叫过去，说杭生先生指点你学王羲之书法。从此我得到了陈杭生先生的指教，叔父从李嗣教先生处借来《洛神赋帖》。开始我“改换门庭”学王帖很不习惯，杭生先生每隔几天就来指点，有时我一天写几十张，慢慢感觉自己喜欢上王体了，字迹也逐渐有秀气了，杭生先生说再临几年，可看苏东坡《天际乌云帖》，增加笔意中豪气，再过几年多看颜真卿《祭侄文稿》可增中铎壮气，这些教导我至今记忆犹新，并终身受益。可惜我遂后进地方办的初中补习班，后来又去宁波上海读书，就没有环境和时间学字了，但我始终把“文房四宝”和字帖带在身边，在上海我省下零用钱买了很多自己欢喜的碑帖，有空就看。
每年放假回家，我带着练字或作品去拜访陈杭生先生，请他指教，他要我去看看名家写字方法，我拜访过新街渔乐里藤和笙先生，宫下陈来时先生，向他们求教，得益非浅。
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在旧社会里能写一手好字是很被人看重的，不管你才学如何，看到你能写字，就叫你先生。我年轻妄狂不知天高地厚，拿来笔就给人家写字，还写过招牌、对联、堂幅等自鸣得意，还和当时文人交往，例如罗长庸先生号黄花馆主，是本地宿儒诗人，别人转告说他喜欢我的字，我就送他一首五言诗条幅“黄花馆主罗，品学两兼多，为问春光里，诗思更若何”。他袜装后挂在客堂，但不久有叫徐完甫的挑拨说我骂“黄花馆猪罗”，长庸先生听了不高兴，把字幅收起来了。再如存济医院院长张传棠先生能作古诗，他字一首七律由毛鸿裕先生转交请我写行书中堂，由于那时不甚懂章法，把上款写成“传棠仁兄大人雅正”，他看后不很满意，对毛鸿裕说“轻轻年纪称老头为仁兄，不懂辈份”。现在思及，尚觉汗颜。
（三）
我的早年书友
书法和中国画是国粹，是艺术，但会随着政治变革或运动风波而沉浮不定。解放前毛笔书写是华人沿续几千年的社会活动的主流，人们读书、工作、写作、通信都使用毛笔写字。解放后随着科技发达，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逐渐改用钢笔或水笔（俗称原子笔）书写，但毛笔虽使用范围缩小，但并未淡出，当书法被人们作为传统艺术而兴起时，书法和毛笔被绑上了市场烙印。
我家的弄堂口，开设一家商行，我多次看到商铺内有一位年约三十穿长衫的先生在写字，我每过路都进门观看他抄写《郑板桥诗稿》木刻本，小楷临得很工整。日子久了，互相攀谈，知道这位先生大名谢疆原，穿山人，受过名师指点，他临学郑板桥字体已十多年，我看过他装订整本临写的字体，与郑板桥原帖比较，竟然惟妙惟肖，心里很佩服，从此对郑板桥笔法产生好感，借来帖本就开始临写。我的小学同学王锦隆先生也拜谢为师，潜心学郑体。不久叔父看到我学郑板桥歪歪斜斜的笔法提出批评，说是“走火入魔”，告诉陈杭生先生。陈先生走来一看，就哈哈大笑，说“人各有体，岂能勉强”。又说：“王、郑两体并学，免得日后变成王奴”。此后也因我学郑体无功，变来变去自己也觉无趣，重新临写王体《兰亭集序》了。倒是同学王锦隆把郑体融入笔意，日后练成“乱石铺路”的独特书体。
一九四八年底我从上海返乡，杭生先生介绍认识严先生，他年已五十开外，写得一手魏碑，非常雄壮，行草则酷似于右任，我看到街上招牌多出其手，我二次拜访他的寓所，见到客厅挂满当时名人字画，如马公愚、邓粪翁、吴湖帆等人作品。他说平生唯好酒，微醉挥毫最有神韵。他看过我书迹后说“纤秀有余，厚重不足，今后多以中锋作书”等等。解放前我的书友甚多，例如荷外马兄，他字颜鲁公很有成就。楼谷人先生、何之桢先生都是前辈，专程去讨教过。王弘昌先生是初中老师，他临王羲之《黄庭经》非常好看，我还到过王启宇先生家看过清代书法家厉骇谷的横幅书法，总之，沈家门在民国时期学书法是相当普遍的，象我这样的书法爱好者众多。
（四）
我的中晚年书友
解放后因工作繁忙，社会上改用钢笔和水笔书写，毛笔基本淡出了工作生活环境。但在舟山解放初期，我与倪竹青先生同事三年，工作暇余也谈书法，我对他的小楷赞不绝口。与杭生先生等老一辈还有来往，但很少看到他们用毛笔写字了。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随即大字报兴起，大字报用毛笔写在一张张大幅白纸上，但年轻人不习惯写毛笔字，于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开始了，我被“红卫兵”以“混入地下组织的老特务”罪状揪出“隔离审查”，被斗争后还要抄写革命群众批判我的大字报，每天有十数张，多时有数十张，于是我又有了用毛笔书写的机会，舒发心怀。有时看到外单位帖我的大字报，竟然有杭生先生抄字的大字报，字迹依然秀丽。文革十年，以写大字报练好书法者颇多，吴子华是其中佼佼者也。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拨乱返正，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国粹书法和国画是中华瑰宝和民族象征被广泛认知，形成共识。三十年来全国各地设立书画院如雨后春笋似发展，去年教育部决定书法为小学中学必修课，形成人人爱书法的盛世气象。我深深感到文化有了民族属性，植根于人心，虽历经磨难被抛弃，因违了人民意志和历史潮流，必然会周而复始地彩烂于人世。我五岁握笔学书法，断断续续至今已八十余年矣，前二十年学书法，中间四十年被横扫四旧而中断，后二十年爱好书法。老子说：“天道好还”诚如言也。
我想告诉年轻朋友一个规律：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凡书法兴起必然是民族振兴的时代，反之，书法被抛弃或遗忘必然是民族灾难的时代。人民热爱书法是有历史根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