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舟山群岛

    我本名叫周素珍，大家习惯叫我苏菲。我的家乡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定海县沈家门半岛（现属舟山市普陀区）。我的祖父在沈家门开了一家周长茂造船厂，在当地颇有威望。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富裕。我的父亲是一个爱国的开明绅士，思想很进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建筑设计。父亲学成归国之后，用从家族分得的财产，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栋红色的大洋楼。这栋红色的洋楼是当年沈家门半岛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我们一大家人就住在里面。

    我们沈家门离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普陀山很近。我们家当时的当家人是我奶奶，由于我奶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我从小就经常跟着奶奶，还有家族中的长辈和几十个同辈的兄弟姐妹们，浩浩荡荡地前往普陀山去拜佛。按照我们家里的规矩，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满月以后，都要抱到普陀山上，请方丈给取一个法名，男孩子都是开字辈，大哥叫开心，二哥叫开明，后面的一直排下去，但我们女孩子是没有法名的。

    我奶奶逢年过节一定要带着全家大大小小去普陀山拜佛。山顶上的寺院里，有间类似贵宾休息室的屋子。红木的椅子上摆放着黄垫子，奶奶就带着大家在那里先休息。小和尚给我们每人送上一碗盖碗茶，也叫元宝茶，茶盖上放着一个绿色的橄榄，所谓元宝茶的“元宝”就是指这个橄榄了。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抢着抓橄榄吃，不爱喝那个茶。

    寺院的主持拿着一个蓝皮宣纸的化缘本，递给我祖母，祖母念过书，也很有学养，她大笔一挥，就捐资几百大洋。我们岛上的人都信佛，渔民长年出海，船上都摆放着佛龛。

    我们家就住在海边，每天天蒙蒙亮，渔船就进港了。那些渔霸们就用大喇叭喊着各个商号的字号，伙计们抬着一筐一筐新鲜的鱼，到各自的商行，然后把那些刚刚打上来最新鲜的鱼，按品种分好，放上大粒盐，用大铁铲搅拌，一半盐一半鱼，腌半天，装进大木桶里，用棍子一插，抬着放到船上，运往宁波、上海等地，再由他们冷冻加工。

    家乡的傍晚，夕阳总是沉浮于海天相接的地方，风平浪静的水面上像是被镀上了一层美丽的金色。打鱼归来的渔民们陆续在码头上卸下了各自的收获，于是码头上便堆起了一座座亮晶晶的大小“鱼山”。此时常会有一条条小舢板，在波涛的轻推下，漂向停泊在海面上的渔船。通常在这样的小舢板上，总会有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老人将舢板滑到渔船周围，舢板上的女子便开始放声歌唱起来。几曲唱罢，船上的渔人便会将一些小杂鱼丢给老人作为报酬。那时我总是坐在自家洋楼的窗台上，看着发生在海面上的渔舟唱晚，那随风飘来的阵阵胡琴声，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岛上的渔民生活很苦，他们长年靠捕鱼为生，要是赶上台风什么的，那是很惨的。台风过后，有的渔船就回不来了。岛上大大小小的女人们，跪在海边烧香祈福，祈求菩萨保佑她们的亲人们能平安回家。我们那个岛有很多湾，如果过了三四天还没见家人回来的话，她们就到港湾里去找漂过来的尸体。那些可恶的渔霸，根本不管渔民的死活。

    我小的时候，就看到过这些凄惨的情景，让我开始慢慢地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封建制度。后来，我去参加革命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系。

    我的父亲比较开通，从小就把我和男孩子们一起培养，还没到入学的年龄，父亲就把我初弟弟送到了当地福建人办的私立小学读书。老师是福建人，讲闽南话，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说的却都是宁波话。

    我有一个小姑姑，不知什么原因，悄悄地离了婚。她回到家乡就成了老姑娘，让娘家养着她。她手里有点钱，就在一栋日本式的二层楼里办了一个初级小学，校名是培英小学。学校只办到四年级。在当时，这一举动还是比较开明的，县教育局有一位官员，经常到小学校检查工作。他是云南人，后来与我小姑恋爱了，因为他的关系，每到假期，就有好多在北平、上海上学的云南籍进步青年到我的家乡来度假。

    我的家乡舟山岛是个美丽的地方，岛上风景秀丽，冬暖夏凉，海水非常好，是一个天然的游泳池，素有“海天佛国”之称。那年我十四岁, 在定海女中（今定海中学）上学。暑假回家，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进步的云南青年，他们带来了很多书籍，使我这个小姑娘大开眼界。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开始拜读冰心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后来，我也偷偷地借来《红楼梦》等名著来看，受益匪浅。

    就这样，我逐步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渐渐地已不满足在定海上高中，吵着闹着非要去上海念书，父亲也拗不过我，只好送我到上海斜桥路的正风中学读书。这个学校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影响很大，属于“左联”的外围，与“左联”艺术供应社关系密切，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孩子都愿意上这所学校，而且该校的文科又好(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团体）。

    （本文选自《我的丈夫马海德)